王泗通，讲师、硕士生导师

现为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师，兼任中国社会学环境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理事。

2019年6月毕业于河海大学社会学系；2019年11月入职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2023年9月任农村发展专业硕导。

项目情况：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地方环境治理政策修正的利益主体行动逻辑研究”（22FSHB019）

主持江苏省高校社科联发展专项重点项目：“双一流背景下高校社科联与学科共生发展研究”（22GSA-002）

主持完成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垃圾分类的文明增促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2020SJA0126）

主持完成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研究一般项目：“垃圾分类多元共治困境及其机制优化研究”（A2021YB15）

代表成果：

●著作：

1.赵茂程、蒋建清、缪子梅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报告（202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参编）

2.蒋建清、缪子梅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报告（202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参编）

3.陈阿江等，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系列（2019社会卷），河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参编）

4.陈阿江等，城市生活垃圾处置的困境与出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参编）

●论文

1.王泗通.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J].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90-99.

2.王泗通等.基层智慧治理创新：内涵、成效与风险[J].现代城市研究，2023（4）：114-119.

3.王泗通.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基于垃圾分类智能化实践的思考[J].江苏社会科学，2022（5）：108-116.

4.王泗通等.文化融合视域下老字号品牌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J].贵州民族研究，2020（7）：126-131.

5.王泗通.垃圾分类何以能在单位社区持续推行——以“单位人”为研究视角[J].求索，2020（4）：158-163.

6.王泗通.破解垃圾分类困境的社区经验及其优化[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9（3）：121-128.

7.王泗通.江苏乡村医疗制度的变迁与完善[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48-53.

8.王泗通等.农村项目落地后各主体利益失衡及成因——以M县L移民村农业生产项目为例[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139-146.

9.王泗通等.“老字号”品牌的危机管理与重塑——以南京新冠生园为例[J].湖南社会科学，2017（5）：75-81.

10.王泗通.品牌延伸与技术创新：南京“老字号”绿柳居的现代转型[J].青海民族研究，2016（4）：47-51.

11.王泗通.“熟人社会”前提的社区居民环境行为[J].重庆社会科学，2016（4）：59-63.

●奖项

1.毕业论文（设计）优秀指导教师，南京林业大学，2023年

2.协同共治视角下社工机构参与社区治理研究——以南京市福欣社区为例（徐闻），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指导老师，南京林业大学，2023年

研究方向：

环境社会学

社会治理

农村社会学

代表性项目成果：

南京林业大学王泗通主持完成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垃圾分类的文明增促机制与优化路径研究》（项目批准号为：2020SJA0126），最终代表性成果为论文《人工智能应用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基于垃圾分类智能化实践的思考》。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人工智能亦成为政府乃至社会主体破解垃圾分类困境的重要手段。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垃圾分类领域显现高价值的同时，也会引发居民过度依赖智能化、基层自治空间不断压缩以及社会结构可能解组的风险。归根结底，上述风险主要缘于居民过度追求技术“傻化”导致自主性缺失、政府强化使用权限控制衍生“虚拟科层”以及人工智能“技术主动性”引发信任危机等。由此提出政府应着力于打造“技术-个体-组织-社会”的社会结构，构建增强居民社会风险感知意识、形成多主体协作化解社会风险机制、推进防范社会风险政策实施的垃圾分类智能化社会风险治理策略体系。

南京林业大学王泗通主持完成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建设专项项目《垃圾分类多元共治困境及其机制优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A2021YB15），最终代表性成果为论文《协同共治视角下的环境治理现代化——基于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

环境治理已然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基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视角，围绕政社互动的分析框架，就地方环境政策修正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发现，在压力型体制和政绩竞争的驱使下，相关主体不可避免地将自身利益追求和行为倾向掺杂入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之中，使得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为寻求利益最大化与其他利益主体展开竞争，致使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塑造了无形的组织界限。因而导致地方环境政策执行主体依托正式科层体制反馈政策设计问题往往难以奏效，不得不依托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采用非正式行为策略“自下而上”反向施压地方环境政策修正，但其成本付出也要远高于正式反馈的行为策略。由此提出，要建构政府与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相对平等的协同治理机制，推动基层政府由“行政枢纽”向“治理枢纽”转型以及引导普通民众等社会主体有序参与环境治理监督，才是打破地方环境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组织壁垒、政府与社会实现双向良性互动以及推进中国式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